现在突然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信，她没有反应过来，能有这样的好事吗？当确信不是跟她开玩笑后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办案人员也很感动，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，大家都看出来了，梅花跟老慕是有感情的，有真情的。一张老慕的照片她一直带在身上，时常拿出来看。有时还把照片给照管她生活的女同志看，说你们看，老慕多潇洒！多有男人气！然后就盯着人家脸上的表情，看被老慕这个美男子震住没有，感动没有，对自己羡慕没有。陪她生活的女同志能说什么呢？确实是够气派的，可是现在……
但她并不叹气。正是因为他现在到了这样的境地，她才要更加忠实于他，忠实于爱情。办案人员很为贪官的富有而不平。想想自己一个月这点固定工资，为买房发愁，为孩子上学发愁，可是他们住一次医院就可以搂个百八十万！
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被慕梅的爱情感动了，也为人性中那种很美好的东西而感动。无疑，让梅花写信是从办案和策略上考虑的，但这时候谋略已经与感情统一在一起了，或者说谋略办不到的事情让位给感情去办了。那么这封信就让梅花发自内心地写吧，不要给她划框框了。办案人员显得很是大度。
是的，办案，虽然总体来看是一种斗志斗勇、互相戒备的过程，但有时候也会很坦诚，很人情味儿，互相给予对方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。
梅花在给老慕写信，一边流眼泪，一边写。
一盒烟
老慕一直在做着痛苦的思想斗争。开始丽英书记找他谈话时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中央对他下了怎样的结论，是好人，还是坏人？这让人怎么回答呢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慕绥新自己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到复杂，因为他的行为太多元化了。现代社会促使人的行为复杂化起来。究竟这些行为的合力是个正数，还是个负数，是个好人，还是个坏人？他心里没底了。从小他曾立志做个好人，而不做个坏人，他以为这是很好把握的，没想到，到头来却是这样地不好把握。
当官就要为人民服务，就要干事，这他是努力去做了，这是不会错的，是黑白分明的。但是干事的过程中还收了人家的钱，这算怎么一回子事呢？你不会不收吗？当时就谢绝，就不收，硬给就隔着窗户给他扔出去，再不行就拿到大会上去宣布，严厉批评，以儆效尤。但是他没有那样做，他认为那样做了对整个事情是不利的，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是不利的。他在《我的罪行与反思》中写道：送钱和收钱“有以下三个特点：一是两头保险。都是一对一活动。二是两头害怕。即送钱的怕人不收，收钱的轻意不能不收……通过这种‘人情往来’以消除政治危险，如我不收或返回去，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、复杂化。三是几头都好。改善关系，加深了解，皆大欢喜。”
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福全给慕绥新送过两万人民币和3万美金，当问他为什么送这些钱时，他回答：“他当时是市委副书记、沈阳市市长。我当时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从区法院调到市法院是平调过来的，副局级平调想解决个正局级待遇，想请慕市长今后研究这个问题时说句话。再一个目的是，我分管中级人民法院基建，市政府拨款1500万，总投入是1亿8，当时我想请求慕市长追加一部分拨款。就这么两个目的。”
这钱能不收吗？不收就是没有把梁副院长当成自己人，就是不想让他达到两个目的，那不就得罪了他吗？法院院长，哪怕是副院长，也是不能轻易得罪的。
慕绥新主要是充当收钱的角色，但他非常理解送钱人的心理。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，曾经给一位省里的老领导送过烟，只一盒，这一盒烟却没有送出去，于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。那时候还很穷，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买到的一盒很高级的香烟。但送的方法不对，领导没收。他过于殷勤了，打开包装，抽出一棵，给领导点上了火。自以为很完美，领导却误以为只给一棵尝尝，整包的不给。就说，我抽一棵尝尝就行了，剩下的拿回去吧！这么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，回去以后“我就三夜没睡好觉，想啊想，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，是对我有什么看法，还是不信任我，还是觉得我是另外的人，不是能靠得住的人？”
有三天不睡觉的体验，还能不设身处地的为送钱人着想吗？所以他说：“有些是我比较欣赏的干部，我不想伤害他的感情，我要收。还有一种是关系比较复杂的人，我不能不收，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，我不希望处在这种环境之中。”
收钱竟然可以变成掩盖矛盾，维系平衡的一种手段，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政治环境。和尚不亲，帽子亲。
他举例子说：“像过去我和马向东有些矛盾，主要是后期在政治上有些矛盾，他愿意搞团团伙伙、朋友这样一些事情，我就要防备一点，这